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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党领导农民翻身做主过上小康生活

  时间: 2021-10-14      630     分享: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三级研究员,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合作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建华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发表了题为《党领导农民翻身做主过上小康生活》的演讲。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因为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极少做群众工作,所以成效甚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广大农民从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到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与全国人民一起昂首进入小康社会。

一、依靠和团结农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明确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2年党的“二大”首次提出要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9月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并提出中国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第一次把农民运动提高到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来认识。

2.以土地革命为核心消灭封建剥削耕者有其田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经历了初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几个阶段。1947年7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土改前的债务。第二,建立群众机构,各级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构。第三,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土地革命对彻底摧毁农村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使广大农民将自己的前途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全力支持革命政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3.将为群众谋利益贯穿于革命的全过程

从1927年9月秋收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非常注意革命军队的群众纪律问题。1928年4月3日,毛泽东首次完整的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在部队中严格执行。在此后的革命战争中,经过不断修改、完善,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行动的准则。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正是党紧密依靠和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坚定维护农民根本利益,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在革命战争时期,农民群众以各种形式参加和支援革命斗争,积极送夫送子参军,为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侵略者,用车轮子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二、带领农民艰苦奋斗建设新中国

1.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1949年,我国有5.4亿人口,粮食产量11318万吨,人均粮食208.9公斤。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提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当家作主的生产积极性。到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粮食产量达到16392万吨,人均285.2公斤,超过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

土地改革以后,开始对农业实行社会会主义改造。从农业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个体农业经济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19505万吨,人均301.7公斤。

2.领导农民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

1958年8月,党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实行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统一核算,按劳取酬。人民公社制度是农业集体化的一种尝试,但这种“大锅饭”生产经营模式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1959年至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延续四年的严重干旱灾害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61年粮食产量13650万吨,人均仅207.3公斤,低于1949年人均208.9公斤的水平。

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1962年到1966年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66年粮食产量21400万吨,人均287.1公斤。虽然粮食总量有所增加,但由于人口增加人均仍低于1957年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调政治挂帅,“左”倾思想泛滥,大搞形式主义,严重扰乱了农村的工作和生产秩序,全国人均粮食一直在300公斤左右徘徊。但从总体看,由于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粮食生产还是保持了增长的势头。1978年粮食产量突破了30000万吨大关达到30477万吨,在全国人口增加到9.63亿人的情况下,人均粮食316.6公斤。

3.号召农业学大寨艰苦奋斗建设新中国

从1953年开始,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苦干、实干、拼命干,用五年时间开山凿坡修造梯田。1962年,大寨粮食亩产竟达到774斤,高出同县平均产量530斤。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文介绍了他们的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出现过极“左”的做法和形式主义偏向,但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农田,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到1977年,全国各地共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建水库七万多座;到1978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虽然受到严重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49年到1978年粮食产量还是从11318万吨增加到30477万吨,增长2.7倍。在人口由5.4亿人增加到9.6亿人的背景下,人均粮食从208.9公斤增长到316.6公斤,增长1.5倍。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以翻身当家做主人的热情,以艰苦奋斗不屈不饶的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仅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做出了贡献,也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物资和资金。

三、尊重农民创造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

1.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改革开放序幕

改革开放初期,安徽一些地方率先实行“大包干”,邓小平同志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982-1986年连续5个“中央1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为后来农村改革政策相继出台奠定了基础。

此后,1993年党中央决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农村承包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201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做出了部署。

2.肯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必由之路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值,标志着乡镇企业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农业结构调整由农业内部扩展到农业外部,由第一产业扩展到二、三产业,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增收致富开辟了一条新路。

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他还说:“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他认为,“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

3.从农村开始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1979年开始,国家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的统派购种类,对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进行全面改革。1981年,党中央提出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指出,“要适应市场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优化品种结构,使农业朝着高产、优质、高效的方向发展。”我国这一年取消粮票的政策,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大标志。

1998年底,党中央根据我国主要农产品生产基本自给、丰年有余的新形势,及时提出进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加入WTO面临的新挑战,农业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

4.深化农村改革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邓小平同志认为,“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回顾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主要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90年代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农村的内在活力;进入21世纪,我国出现粮食生产连年增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局面,从根本上说,是党中央持续的强农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历史经验证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农村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是在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不断前行,许多办法是在出现问题以后倒逼出来的。最先感受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是广大农民,他们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主动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基层和农民创造的好经验、好办法总结出来,加上领导者的智慧形成决策,成为指导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

四、反哺“三农”带领农民全面进入小康社会

1.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补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农业农村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2004年开始,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指导和推进农村改革和农业农村发展。在党中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指导下,出台了取消农业税,连续多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建立种粮农民补贴制度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坚持系统观念着力补短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着力固根基,实现高质量发展着力增效益。鼓励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国民收入分配向农业农村倾斜,国家财政支农投入大幅度增加,初步形成了新时期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框架。

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连年丰收,跨越了50000万吨、60000万吨两个台阶。粮食产量连续6年站稳1.3万亿斤台阶,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390亿斤,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2.从扶贫开发到脱贫攻坚带领农民奔小康

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3.6元,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有2.5亿人。1986年国务院成立专门的扶贫工作机构,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实施脱贫攻坚战,帮助全体农民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跟上国家进入小康社会的步伐。2020年,我国实现现行标准下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脱贫攻坚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党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党对贫困地区人民的亲切关怀,体现了党对革命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201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6万元,农民收入提前一年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基础。

3.统筹城乡发展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和任务。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农村建设相比有了更高的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生产发展改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改为生态宜居,管理民主改为治理有效,生活宽裕改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没有变。通过这些变化我们看到,乡村振兴更加关注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业绿色发展、农民主体作用和农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体现了农业农村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目标建议,再次明确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引领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回顾一百年来党领导和依靠农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广大农民今天的幸福生活。广大农民更加坚定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贡献力量。


陈建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三级研究员,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合作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