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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内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中的潜力释放

  时间: 2021-12-16      359     分享:

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贾康在应邀参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论坛2021”时发表了线上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

大家好!首先要感谢会议的邀请,我在线上参加,和大家交流讨论。我抓紧时间围绕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迈向中国经济新格局的宏观政策”,就“内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中的潜力释放”这样一个自己的发言专题,谈一些探讨性的意见。

中央特别强调的这个新发展格局,我觉得其“新”意,就是集中体现在“内循环为主体”。因为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一向是双循环的,但现在,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中间,内循环要成为主体,显然这也是应对着我们领导层已经明确表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更好掌握在不确定性的种种干扰因素中,我们可以把握的确定性。抗御干扰,对冲下行,须力求更好地掌握主动权,所以必须依据改革开放40年以后已经雄厚起来的本土市场,掌握好内循环为主体这个战略方针。

以内循环为主体,在当下我们就有必要探讨:这个内循环的潜力释放,它遇到了什么样的堵点,存在什么样的困惑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我注意到,很多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双循环和内循环为主体这方面的观点,都特别注意强调调动全球最大规模1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只有用巨国模型才能解释的中国经济成长中间的消费潜力一一消费潜力的释放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但我作为研究者,我更愿意强调,消费潜力释放需要形成它的长远后劲,就一定要有在整个社会再生产源头的“有效投资”的新的动力源和潜力的发掘,以投资的有效性不断提供我们经济生活中支持经济增长对冲下行压力的新的引擎动力,不断形成支撑经济景气、提供就业、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这样的动力源泉。这样一种有效投资潜力的释放,从长远看决定着中国消费潜力的释放。而在这个方面观察下来,我愿意比较直率地说一下一段时间以来,我感受到的一些困惑与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者,特别推崇中央强调的守正创新,也对应到我们过去所表述的“守正出奇”升级发展中间,怎么样把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形成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间的可持续性。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要有市场主体充分的动力源,来继续创新发展。这样的守正出奇的创新发展,中央已经反复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得到毫不动摇的支持、进而得到他们充分发展的方针的贯彻中间,我感觉现在社会上面应该注意有不容忽视的一些令人产生种种惶惑的、表现得极端化的思潮和倾向。我觉得有几个各位也一定很关心的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我想在此简要提炼出三点。

一个就是我们怎么认识创新发展、市场主体充分的潜力释放和一段时间以来方方面面都特别关注的头部企业纠偏整改的关系,怎么样正确处理这样一种要继续支持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有一系列困惑的情况之下,继续创新发展和必要的纠偏整改的关系。社会思潮中间的一种极端倾向,就是一味指责这些头部企业的种种的不当之处,甚至于网上列出“十宗罪”,对于他们已经取得的一些值得肯定的进步,他们创新活动的经济价值、乃至外溢性的社会价值视而不见。我认为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给出理性认识的,必须处理好这样一个和我们发展潜力释放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

另外一个关系,是觉得在当下各位也一定注意到,以对联想的质疑引出的在前面这些年股份制框架之下混合所有制改制发展,和当下社会极端情绪风起云涌式的这种表现之间,我们怎么样做出一个走向现代化社会的理性调适。社会情绪一定是不断波动的,信息爆炸时代,尤其会“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但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作为学术界探讨问题,更应该注意给出中允的理性的这样一些认识,我们也有必要通过这种理性认识跟方方面面交流,来引导社会总体的舆论倾向,提高它的理性程度。我观察现在互联网上铺天盖地指责这种“原罪”,扣上国有资产流失大帽子罪名的这样的倾向,是有其不当之处、非理性的特征的。自己作为几十年改革和发展的研究者、伴随者,我记忆犹新:我们过去从传统体制状态要完成经济社会转轨、走向新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间,有痛切的感受,就是过去长期存在着国有资产在运行中间的产权悬空虚置、低效、萎缩、亏损、闲置、消耗,那时候呢,却还不说流失,但一旦走到我们在创新这个取向之下,对于股份制肯定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形式,中央把它表述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要通过混改去开创新局面,这样一个过程带来了一些企业以极低的成功率而终于做大、终于成为头部企业,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甚至国际范围的影响之后,当下的这样一种思潮,却似乎是一味对发展中间其实难免出现的问题(我也承认有种种的遗憾)的这个方面,求全责备,只说这一个方面,而动辄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罪名的大帽子,这是非理性的。我记得当年我们工农中建(那时称为“四大专业银行”)后来按照必须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方针、实施股份制改造之后,曾经有过一段,就是社会上很多人又提出指责,似乎让外资进来以后持有股份,又给他们分红,这就好像成了一个中国人吃亏、成了国有资产是不是贱卖、是不是流失的问题。那一轮,我们一些研究者、包括管理部门的一些学者型的领导,用了很多数据分析来说明,动态的过程中间不能简单地说看到外资在这里边的股份得了多少分红,就理解为我们的损失,要看到总体的发展过程中间,这种股份制必然是以混合所有制框架寻求多赢的,外资有分红,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的股权当然也是得到分红的。如果没有前面引入外资的这样的改革,我们有没有这种新的替代“一筹莫展”的积极发展局面?

那么,类似于现在,对于一些头部企业(我不否认他们有一些需要纠偏和整改的问题),又出现了一股强烈的舆论思潮,就是要所谓倒查30年,挑他们的毛病,而且先入为主地先扣上有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等等这样问题的大帽子,压力甚大,对于我们市场上的预期,应该说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是我愿意比较直率地说到的第二个方面的观察。

还有第三个关系,我认为我们还要注重在中国打造发展新格局的过程中,中央现在非常正确强调的要发力促进共同富裕,和我们怎么样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做大蛋糕,带出弘扬企业家精神、继续允许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带出更多的人走向富裕、实现共同富裕这个过程的关系。这里面需要处理的权衡关系,也是复杂的和具有挑战性的,也特别需要我们通过研究者的努力来推崇理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常务工作的韩文秀副主任,在前一段时间非常简洁地特别强调了共同富裕绝对不是杀富济贫,大家还在消化这样一个重要的、中央领导机关关于当下怎么样推进共同富裕的指导方针。这个表述的内容其实是相当丰富的,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社会上已经观察到的多年积累的仇富心态和相关的不滿,现在还在进一步释放。这个社会现象中间的问题,自然有它矛盾纠结的道理,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说就是草根层面容易被某些情绪煽动,以自己是韭菜而被割了的这样的心态来比较激愤地发出一些不满的声音,要充分认知底层的民生疾苦。但是从全社会我们需要尽力提高理性认识这样一个取向来说,确实要更多地注意引导,就是什么样的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能够导向共同富裕,而不滑入以简单的情绪化的认识讲共同富裕,落到那种偏激的仇富心态上去而缺乏建设性。

我举出上面这三个关系,实际上都关系着我们现在所着重讨论的中国怎么样迈向新发展格局。中央所说的内循环为主体,我们本土的这些潜力怎么样进一步的得到顺利的释放?对中国的成长性我一直不抱怀疑,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纵深还相当可观,我们再配上坚定不移的改革这个概念之下市场化取向的发展,坚定不移的开放这个取向之下高水平的拥抱全球化的种种努力,我们应该有中央所说的“新的两步走”推进过程中间我们应该争取的美好前景。但是当下呢,宏观指导方面的政策思路,如果对应着我前面所说到的、必须给予更高的理性引导的一些社会问题的话,我认为我们强调内循环为主体,就要在宏观大思路和政策体系设计把握上,更好体现对于中国内在动力源进一步的认识、重视、培育和爱护。首先就是要鼓励创业创新,鼓励市场主体进一步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中间发挥他们的内在潜力。那么相关的原则,我觉得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就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表述:企业方面是负面清单,反过来,政府方面是正面清单。这样让企业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一个创业创新环境,匹配上政府自我革命,约束自己的行为边界以正面清单和责任清单约束政府行为的组合——其实这在实际生活中间就要首先落到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里面的“竞争中性”上,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加入公平竞争应该放开他们的手脚,对企业界人士应该让他们在有稳定的长期行为匹配的这种法治环境之下,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们的创新潜力。这个“竞争中性”在内在逻辑上,必然对接到我认为应该正面确立的“所有制中性”,也就是对接中央说的两个毫不动摇。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不是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混合所有制主流里边在股份制这个现代企业制度标准的、代表性的形式之下,共存共荣共赢,共同发展。股份制所带来的资本的社会化,实际上也使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认识到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必然还会对接资本中性。资本它包括着国资、民资、内资、外资,都是生产要素,这些资本它们运行中的本性,都有扩张的要求。资本扩张的诉求是合乎资本要素逻辑的,关键就是怎么样防范和纠正资本的无序扩张。什么叫“无序”?最关键的就是不能有不当的垄断,不能有违反我们必须维持的市场法治化规则的这样一些错误行为,这里面的具体的认定,当然就是要有具体个案的讨论了。但是从一般的原则上来说、总体上来讲,应从竞争中性到所有制中性到资本中性打通之后,以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引导所有的企业创业创新主体,以激励配上约束使他们走正道,在我们领导人早就强调的政府和企业“亲清”二字的结合中间,继续能够让他们放开手脚,创业创新。这样才能对接到我们意愿中间的中国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中国新发展格局中间成长性潜力的充分发挥,进而去争取在“十四五”末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对接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实现。

这就是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一些思考作为不成熟的看法汇报出来和各位的交流,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康,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