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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吉耀: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最大的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付出艰苦努力

  时间: 2021-12-20      397     分享: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在11月25日由经济观察报、经观传媒共同举办的2021宏观经济论坛暨创新峰会上表示,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是最大的竞争力,也是中国稳定经济发展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底气所在,我们完全有条件依托国内,强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中国的经济长期发展。以下为演讲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宏观经济论坛,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对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与新特征的几点看法。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规划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和发展导向,对于把握经济发展新趋势和新特征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十四五时期,面临的国际环境严峻复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国际经济、科技、文化、政治等格局继续深刻调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面临风险,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度萎缩,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转受阻,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在去年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步好转,世界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有望呈现出恢复性的增长,但是疫情仍在蔓延,而且疫情衍生的风险和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的问题,使得世界经济的复苏不稳定、不平衡凸显。发达经济体的走势分化,新型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较多的困难,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对世界经济中长期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冲击不可低估。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今年世界经济有望实现5.9%的增长,但是这是在去年-3.1%的增长基础上恢复性的增长,尽管明年能有望出现看似较快的4.9%的恢复型增长,但是实际上应该说既使是到了明年全球经济很难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中长期展望来看,未来五年,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恐怕和疫情前、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水平差不多,也就是3.4%左右。还有一个特点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的增长速度差距在缩小,相对来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发达国家是放缓的,发达国家恢复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从一些世界经济增长趋势的图形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总体来说还是振荡向上的态势,也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时期的经济发展的活力,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经济增长基本上维持在3.3%-3.5%的水平在小幅波动,去年世界经济-3.1%增长是战后最严重的增长,衰退的幅度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今年明年会出现恢复性增长,但是走势有可能向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一样,很快会随着刺激政策的退出,经济又要恢复到一个比较缓慢的增长态势。

从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的关系来看,又反应出了全球化的变化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全球贸易的年均增速基本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倍以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带动力,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平均来看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是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也反映出了各国经济活动都是在内向化,全球化退潮。当然,受疫情的冲击,贸易去年大幅度回落,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回落,今年和明年,预计世界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贸易增速似乎超过经济增长,但并不反映出全球化重新起步,应该说只是基数变化引起的变化。

总体来讲,可能金融危机以后,到现在为止,全球化的退潮,使得国际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可能成为常态。

去年从全球跨国投资的变化情况来看也是有很大的变化,最近几年从流入量来看,跨国直接投资流量基本平均在1.5万亿美元/年,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流入量长期以来占60%-70%是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影子,去年全球的直接投入流入量不足9000亿美元,可以说是近几十年的低点,而且发达国家流量更低,因为疫情,欧美受影响最大一些,反而是新兴经济体有6000多亿的流入量,发达经济体只有2000多亿,从这里看到,也次疫情对世界经济贸易,投资的影响还是冲击很大的,需要恢复的话,恐怕时间比较长。十三五时期看到了经济贸易投资的环境仍然是不容乐观。

二是全球科技产业竞争更加激烈,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加速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与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技术交叉融合,颠覆性的技术不断涌现,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加速重组,未来抢占先机,增强竞争力,各国都在抢占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国际竞争会更加激烈,各国更加重视科技的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三是国际规则的主导权之争更趋激烈,最近几年我们看到随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头,部分发达国家强化贸易投资保护,定立了排他性的保护性的区域贸易协定,增加一些所谓的毒丸条款,施压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重构,抬高了新兴经济体参与区域和多边合作的门槛,给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此外,在防范重大传染疾病,应对气侯变化,维护网络安全等领域,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也在不断加剧,很难形成共识,国际合作难以有效开展。

四是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世界格局东升西降的总趋势仍将继续延续,大国关系深刻调整,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地缘政治格局更趋复杂,国际安全风险点增多,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都面临着新考验。

五是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潮流,尽管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仍在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和平发展的大势是不可逆转的。

世界各国只有携起手来,走和平共处,互利共盈,共同发展的道路,才能有效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发展赤字四大挑战,为人类社会争取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

从国内发展的环境,条件变化来看,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是与此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付出艰苦努力。

一是中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中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跃上新的大台阶,特别是经过了十三五的奋斗之后我们跃上新的大台阶,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社会大局稳定。

二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加大,中国仍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发展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仍然处在成长的上升期。我们要看到工业化,信息化过程没有结束,我们还处在成长上升期,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很强,但同时我们又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的关键阶段,现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越来越近。但是以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又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经济全球化时代,外需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些支撑,国内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相对低一些,环境空间比较大,现在这些条件都发生很大变化。同时,一些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的问题相互交织,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在加大。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区间,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结构调整、协调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压力和需求前所未有,从未来一个时期经济的潜在增速仍有可能继续有所回落。

三是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紧迫性在上升,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发展发挥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工厂,有力地带动了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随着外部环境和国内要素条件的变化,国际大循环的动能在有所减弱,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特别是关键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所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安全风险增大。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配套齐全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具备内部循环的大国经济优势,而且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必须顺势而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科技的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增长模式。

对外贸易增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基本是两位数的增长,2008年以后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进口出口都明显回落,只有个位数,甚至出现了一些负增长。当然去年以来,我们的贸易到今年进出口增长非常快,但是在疫情期间,一方面我们的疫情防控率先复工复产做得更到位一些,也反映中国的产能为世界防疫提供大量的产品,包括防疫用品。当然未来贸易走势是否还会保持这么快的增长,还是要根据情况来看。

从经常项目占GDP的比重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最高的年份曾经达到接近10%,最近两年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基本回落到2%以下,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外需的依赖程度在减低,内需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消费投资进出口三方占GDP比重看出大结构的变化,2008年以前反映外需的进出口,也就是出口减进口占GDP的比重最高的时候接近10%,最近几年逐步地在回落,基本上可以说内外失衡的情况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从国内的内需情况来看,最终消费占比逐渐上升,接近60%,投资比重现在有所回落,中国经济过去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状况已经转向了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同时内需占主导地位。

所以从消费投资进出口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以及拉动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可以说80%以上经济增长支撑力来自于内需,内需中主要是以消费需求为主,最终消费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成为了基础性拉动作用。个别年份甚至内需超过100%,外需还是负拉动,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的拉动19.5%,贡献率19.5%,如果考虑到正常的情况下,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要低一些,基本是90%以上,甚至是97%,98%的贡献率来自国内需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们过去十年一直在向这种格局转变。

四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突出,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过去那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来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逐渐被摒弃,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机统一,已经成为发展的重要导向,但是同高质量发展的要素相比,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是突出的。在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版,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工业体系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受制于体制机制障碍,循环不畅等问题都严重地制约了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从大的宏观视角来看,三次产业的比重在中国的经济中发生很大的变化,总体来讲这些年农业的比重占比逐渐地回落,第二产业也是比重占比在下降,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很快,特别是去年已经达到54%以上。最近几年,十四五时期还要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稳定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看到这两年来二产占GDP比重出现了小幅回升,要稳定在40%左右。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来看,过去主要是工业带动,也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比较大,现在已经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服务业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三分之二,所以说经济这些年转型变化还是很大的,供给方面来看服务业主导,需求方面主要是消费主导,这两项都是经济增长贡献率从供给需求两个角度看分别超过60%,也使得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的很重要的因素。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这些年还是逐步在缩小的,但是其实绝对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换算成收入的绝对值的话,城乡之间还有很大差距,要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城镇化率这些年稳步提高,根据新的人口统计,去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3.9%,大数6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是落后将近18个百分点,只有45.4%,意味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入,城镇化说明了进城农民不能完全的享受和市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刚才谈到了十四五时期大概的发展外部环境和国内的一些条件的变化,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会出现哪新的趋势和特征,既要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环境条件变化,同时也要看到加快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从中把握新趋势、新特征。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是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战略举措,也是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更是对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塑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必须要深刻理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的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导向和战略举措来看,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会呈现以下新的趋势和新的特征,一是更加注重扩大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更加明显,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中国有14亿人口,经济总量接近14.7万亿美元,超过100万亿人民币。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同时又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品的零售规模现在接近了,前年是40万亿,将近6万亿美元左右,应该超过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我们是具有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同时中国还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还没有结束,这方面的投资需求潜力依然很大,同时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建设,东西部地区的发展等,都会不断释放出新的投资需求潜力,内在的国内的消费潜力和投资需求潜力都还是很大的。

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最大的竞争力,从当前世界的竞争来看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力,也是中国稳定经济发展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底气所在,我们完全有条件依托国内强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中国的经济长期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国内大循环还不够通畅,还不够畅通,突出表现在国内统一大市场上尚待形成,流通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流通成本还比较高,物流成本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前发展不均衡,妨碍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流通的体制机制问题依然较多,这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循环,而且也制约着消费和投资潜力的释放,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任务是要继续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效释放强大的市场需求潜力。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加注重需求侧的管理,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在稳定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的同时,要通过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培养新型的消费,扩大养老、健康、家政等服务消费,同时也要适当地扩大一些公共消费,要进一步的净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的提档升级。

加强向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开展老旧小区的改造和城市更新改造,意义市政升级,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来扩大投资空间。

从消费投资,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扩大消费的空间还是很大的,目前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只有37%左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来扩大消费需求,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共同富裕,能够使消费潜力进一步的扩大上来。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将不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关键在于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从而让国内大循环有效地转起来,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产业体系,同时也有完备的配套能力,超过22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第一的,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也是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分类的国家,工艺体系应该说非常强大的。但是,不少传统的和低端的领域存在着产能过剩和供给过剩,而很多新兴的产品和高品质的服务又供给不足、供不应求、居民消费加速升级的态势下,我们供给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短版越来越明显。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使得矛盾在日益突出。

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更多地使用市场化和改革的办法,来减少低端供给,瞄准改善民生所需和经济发展的短板弱项,增加有效和中高端的供给,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品种,从而从深层次上解决供给和需求体系不匹配的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供给侧,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不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来引领和创造新的需求,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相互适配,高水平的动态均衡。

三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将会进一步的强化,当前国际上围绕着优质要素资源的争夺在加剧,中国正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的阶段,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断供风险难以完全排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已经成为重大课题,统筹安全和发展的重大课题。产业链和供应链关键时候是不能掉链子的,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也是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必须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来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水平,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至少有备份来源,必须有多个来源,多元的来源,同时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候保证我们经济运转最基本的要求。

因此,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对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关键产品的保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支撑。

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要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突破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人工智能,量子通讯等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要善于打造我们的长板,依托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和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打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换,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安全。

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培养一批人才和科研团队,同时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建设创新型的国家。

截至到去年底,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60.5%,应该说完成了过去在十二五、十一五时候制定过一个中长期的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目标。到未来可能要制定新的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案例投入和GDP的比重去年达到2.4%,可以说超过了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的总投入量超过了2.4万亿元,十四五时期,研发强度虽然是很重要的指标,但是也受GDP的波动比较大,十四五规划期间更多地强调的是每年的增长,研发经费每年7%的增长,以及总量上更加容易考核一些。

四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更加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国家未来发展重要的科技力量,对中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实现跨越式发展至关重要,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时期我国以新一代新兴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绿色低碳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技术创新加快,规模不断扩大,涌现出了一大批优质的产业和产业集群,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进入了大规模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应用阶段。

十四五时期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也能使我们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科技创新的主动权和发展的主动权。

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既面临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加快向各产业渗透融合发展的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带来的约束强化的巨大挑战,所以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应对气侯变化,实现绿色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坚持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推动数字化转型行动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利用新一代新兴技术对各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以提升竞争力和产业集中度为导向,把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和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有机结合起来,依托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等平台,推动产业、科研单位、金融机构有效聚集,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五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能力将进一步的增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机构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去搞以钱生钱的自我循环,就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金融危机,最终也会危机到金融自身的发展。因此,为实体经济服务应该说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十四五时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从体制机制建设的高度为新时代金融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对于在新的发展阶段,金融工作要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动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形势,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个是十四五时期必须要做的事情。

十四五时期将从体制机制建设入手综合施策,引导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从宏观层面看,重点是要做好金融领域的跨周期政策设计,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使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基本匹配,这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要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的形成机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这是从宏观层面货币政策的基本导向。

在微观层面上进一步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不仅仅是总量工具,总量政策,现在也特别强调精准滴灌、精准调控,要进一步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入激励相融机制,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使得信贷资源更多地投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疏通金融体系流动性向经济传导的渠道,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支持创新层面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围绕着产业链,创新链来打造资金链,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作用,促进新技术、新产业规模化应用,形成金融科技产业良性互动,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地应对气侯变化,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

优化结构方面,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还要进一步的完善货币监管,从完善货币监管,税收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银行的农村信用社的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来使我们的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新发展阶段经济的新格局的建设。

在防控金融风险层面,还要健全金融风险的预防预警处置,还要问责体系,过去三年我们在金融侧的金融改革,打赢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十四五时期,应该说金融风险防控是永恒的主题,还是要进一步的完善、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原则来处置各类风险隐患,为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限。

六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性的开放特征会更加明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搞封闭的国内循环,畅通国内循环与参与国际循环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割裂的,国内大循环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能够更好地吸引全球的要素资源,既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又能够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更好地参与国际循环,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参与国际循环,可以更好地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深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的动力。新格局是以国内国际的双循环为特征的,因此,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中国机遇,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建设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完善对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为方向,健全制定内外贸,内外资统一的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制度,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法规,清理涉及外资的法律法规还有规章制度和政策性文件,对于一些和扩大开放方向不一致的文件,应该及时地修订或者是限期废止,加快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制度规则型,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转变,为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制度的保障,同时要依托自由贸易实验区,自由贸易港等一些对外开放平台来探索实现更高水平,更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来加快各个领域的开放。同时还要继续推动贡献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五通合作,健全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扩大西部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进的开放新格局。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还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开展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提出更多的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来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谢谢大家。


毕吉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二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