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余淼杰应邀参加在线举办的北大国发院MBA讲坛第41讲，并发表了演讲。

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三期叠加”的态势。所谓“三期叠加”，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第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第三个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同时，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还遭受着百年一遇的疫情。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是高质量的发展。我的分享主要围绕这个主题，包括三方面内容：

•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在哪些地方体现出了高质量的发展？
  
  

• 从六中全会的精神中可以学习到，我们要全面贯彻“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即做到以创新为主要源动力、绿色作为普遍形态、开放作为必由之路、共享作为终极目标、协调为内生特征这样一种新发展理念，具体该如何贯彻？
  
  

• 新发展格局最核心的内容是“双循环”，那么如何才能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发展的新格局？

新发展阶段“新”在何处？

第一方面，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经处在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六点去理解：

第一点，产品附加值的提升。现在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已融入全球经贸一体化之中，如果一个国家的产品附加值有提升，就体现了这个国家微观主体上经济质量的发展。

对于附加值，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衡量，一个是时间序列的比较，一个是跨部门的比较。

先看时间序列的比较。中国的出口产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一般贸易，一类是加工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来说，一般贸易的附加值比较高，所以可以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的变化来理解产品附加值的变化。在1995年到2007年间，加工贸易占据了中国外贸的半壁江山；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来料加工贸易的比重不断下降，一般贸易比重不断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的附加值在不断提升。

再对比不同的产业部门，一开始加工贸易无非就是“三来一补”和服装鞋帽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越来越多地以机电设备、运输设备、光学设备等产品为主，即资本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是比较高的。

第二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从2001年到2012年，即“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大概提升了30%；“十八大”至今，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又提升了25%-30%。整体而言，过去20年里，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有显著提升。

第三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教授曾经说过，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所以，如果想理解一个经济体的变迁与发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作为最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其实便是企业的绩效，比如做一双鞋需要多少个小时。

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发现，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2000年或2001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三成，到了2015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已达到美国的45%，从30%提高到45%，意味着提高了50%。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45%意味着，假如美国做一双鞋需要一个小时，中国大概需要两个小时稍多一点。但是我们要更全面地理解这一点，尽管中国的技术和效率不如美国，但劳动成本比较低，大约是其1/5-1/6，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产品仍具有比较优势。当然，更关键的还是中国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断提升，逐步接近美国。

第四点，中国经济具有全产业链特征。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具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按照统计局的分类，41个工业大类、666个产业小类全都有，中国的工业体系非常完整。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从出口产品种类丰富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产业的完整度。如果根据国际统一编码8位码来分类，中国出口的产品在2020年达到了10850种左右；如果是按HS10位码这种更细的分类，则达到14000种左右。

第五点，中国经济具有产业集聚特征。中国的工业城市并不是每一个都面面俱到去发展所有产业，而是每个主要城市有自己主打的产业名片，比如深圳主要是电子产业，汕头是玩具产业，廊坊主要做家具，邢台则发展羊绒产业。

发展产业集群的好处，第一是可以把资源聚集在一起，抱团取暖，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第二是对上下游产业有正向溢出作用，保证企业利润仍得以提升。

第六点，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看，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中国目前三大产业的比例构成大致为第一产业7%，第二产业38%，第三产业55%。这表明中国依然是全球制造的主要国家和世界工厂，而第三产业比重的逐步提升，则是高质量发展的一种体现。

中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跟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是差不多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二产业跟第三产业的状况。2013年中国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现在的比重是53%，第二产业依然有37%。我个人认为第二产业保持相对比较大的比重是很重要的。对于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必须要有一定的实体经济，这样才能够支撑起世界工厂的发展。只有实体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国民经济才能比较健康地发展，而虚体经济主要是配合与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必须记住这一点。

从以上六个方面可以看出，在“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的确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如何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

虽然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中国经济现在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应对和解决？一个前提是要保持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就要做到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即“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

第一个理念：创新。

创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创新是科技的自主自强，包括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这两者并不一样。说到技术进步，不论企业的大小，都可以通过改善自身的管理效率或者技术水平来进行提升。但是说到科技创新，通常而言还是需要靠大型科研机构集体攻坚来实现。

如何实现创新？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投入，一个是产出。投入方面主要看研发支出。因为现在需要更好地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所以中国需要加强投入。从这个角度看，研发又分成产品的研发和过程的研发；与之对应，产品的研发着重于产品的创新，而过程的研发则是工序的逐步改进。就这两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量化的要求，研发强度要占到3%左右。研发强度就是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通常而言，西方OECD国家的平均数为2.6%，中国去年是2.2%-2.3%，目标则是要达到3%。

对于研发投入，不同省份的力度不一样，所以不同城市的创新强度不同。比如北京的研发强度达到了6%，而深圳去年达到4.1%，今年还有望上升。这些都说明，只要经过努力，中国的研发强度平均水平达到3%的计划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研发可以分成基础性的研发和应用性的研发。对于基础性的研发，现在要求经费投入所占比重要达到整个研发费用的8%以上。这就是要真正做到科技的自立自强，核心是立足于“中国制造2025”十大产业，解决35项“卡脖子”问题，比如半导体产业的光刻机等。目前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项目，“科技创新2030”，目标是拓展“产学研用”的融合通道，使得研发在投入中占据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当然，创新不只有上面所讲的狭义含义，广义的创新可能更为重要。所谓广义的创新，就是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的创新。

我用三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立。从2013年到现在，中国先后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在做四项工作：第一项工作是强调外资企业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再加上负面清单，就是外资企业跟内资企业一视同仁，而负面清单则意味着“法无禁止即可为”，并且改革的方向是努力缩短负面清单的数量。第二项是做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贸易工作。第三项是推进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做好投资便利化工作。第四项是推进资本市场资本项目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金融方面的改革。目前来看，这四个方面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我们希望在“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实现胡焕庸线以东的省份全覆盖。目前，这块区域只有四个省份没有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别是北边的吉林、山西，南边的贵州、江西，但都有望在近年内设立。

第二个例子，海南自贸港，这是比自由贸易试验区更为先进、要求更高的一种开放模式。去年6月，国家出台了海南自贸区建设总体方案，基本设计是分两步走，在2025年实现早期收获，到2035年实现全面开放。所谓早期收获，主要工作在于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而“要素”不只是平时所讲的土地、资金、人员，更强调运输和数据这两种新的要素形态。要在这方面做好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的便利化。而海南自贸试验区出彩的地方应该是在全面开放阶段的一些举措，包括规则、规制方面的创新，比如强调“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零关税很好理解，而低税率的意思是要学习我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把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5%，个人所得税率降低15%。如果在海南自贸港工作，就跟大陆内地的累进税率不一样，而是一个税率更低的安排。此外，还特别强调要做好贸易的防走私、金融的防诈骗以及公共卫生的防范这三个方面。从这些可以看出，海南自贸港在规则方面有很大的创新。

第三个例子，当我们说到自贸港的时候，不一定仅从狭义角度去把自贸港理解成海港或者河港。某种意义上来讲，自贸港也可以是内陆的空港，比如在内陆省会城市中的机场。它们既不靠边境也不靠海，怎么样做好开放工作呢？一个可能性是在一些有条件的城市考虑设立自由贸易空港。所谓“有条件”是说，如果这个城市规模较大并且有双机场，可以实现高质量的服务贸易，那么，就可以通过落地高质量的服务贸易项目，来做好建立自由贸易空港的工作，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个理念：绿色。

习近平主席202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庄严承诺，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即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做出的承诺真正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担当。为什么这么说？按照目前的规划，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准备用30年的时间来实现；而对一般发达国家来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需要花50年～7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中国所用的时间比它们更短，任务因此也就更重。

中国是三个有关气候的国际公约的重要支持国家。第一个是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是10个缔约国之一，同时中国也积极支持《京都议定书》以及《巴黎协定》的落地。中国提出的核心理念是，各国要共同承担、分别分担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并坚持两点：一是强调人均概念，二是强调可累积概念。比如，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占全球1/4的人口排放了3/4的二氧化碳，因此必须用累积的概念来理解；而且它们人口比较少，所以还要用人均的概念来理解，它们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即便是基于这个原则，中国也率先做出了很多表率，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有几个指标：一个是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65%以上，这是很高的要求；另外一点，单位GDP的能源消耗跟二氧化碳的排放也要分别下降13.5%和18%。

比如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中国目前的比重是15%，目标则是在2030年达到25%。现在这个15%的构成，核电是2%左右，水电是8%，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是4.7%。再过10年要达到25%的目标，应该说是任重道远。

第三个理念：协调。

协调分成三块，包括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和行业协调，目前的重点在于区域协调。

现在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做到“新四化”融合。所谓“新四化”，就是要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其中，工业化和城镇化一定要相辅相成、协同发展，如果不这么做，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国家实现工业化，但没有城镇化，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会为了城市里更多的工作机会而跑到城里，这样一来，城市的工资水平会很快上升，结果是企业的利润会下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了问题。反过来看，也有一些国家，比如南非有城镇化，但没有工业化，很多人想跑到城里工作，但城里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这就容易造成贫民窟的出现，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求城镇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由信息化给城镇化、工业化赋能。

为了实现这一点，现在强调走“大城大国”的道路。也就是说，对城市化的理解并不是面面开花，不是要求每个小城市都变成大城市，而是要建造大城市群，重点打造出九大城市群，或者是其中的五大城市群。

从城市夜晚的灯光亮度图可以清楚看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长三角、协同发展的京津冀，这三块是比较亮的区域。第四块是成渝经济带，第五是长江中游经济带。成渝目前只有成都、重庆两个城市，要连成城市群还有待时日；而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南昌更是相对比较孤立的三个点，因此需要协同发展。

除了上述这五大城市群以外，还有另外一些城市群。长江以北最主要的有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长江以南有海峡两岸城市群。在做好这五大城市群或者九大城市群工作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把振兴东北、发展西北作为重中之重继续推进。

第四个理念：共享。

共享包含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中国刚刚打赢脱贫攻坚战，占全球1/5的人口实现了完全脱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国际社会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脱贫攻坚成果认为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创造的两大奇迹。

第二件是要做好乡村振兴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必须要有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乡村才能更好地振兴。如何实现这一点？我们的一个提议是，做好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目前，因为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加工贸易在沿海地区的成本也在上升，这样就不太适合发展。“腾笼换鸟”之后，这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到底应该怎么转移？是转移到海外，还是应该转移到内陆省份？我个人的理解是要根据不同行业分类对待，如果属于劳力密集型行业，应该还是转移到海外去。因为尽管内陆省份的工资相对于沿海地区比较低，但如果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工成本还是比较高，所以孟加拉、越南这些国家具有比较优势；而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的建议是应该转移到内陆省份，因为跟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有全产业链的配套，孟加拉、越南或者非洲都不具有这样的客观条件，所以把东部沿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陆省份，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特征。

第三件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今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反复强调，要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之后也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文件中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的均贫富。我认为对共同富裕的最核心理解是创新致富、勤劳致富，目标是要形成一个正态的橄榄型，也就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层次，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之所以共同富裕，意思是不能够简单地通过代际转移来实现财富的积累，而应该通过创新、勤劳实现致富，要避免出现像英国那样食利阶层的出现。

余淼杰，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贸易学和中国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