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苏庆义发表了题为《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关系分析》就全球供应链安全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发展与安全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两项利益。”发展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福利的提升。每个国家都希望自身能够获得持续而快速的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一国如果不能维护安全，则该国的发展很可能会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其已有的发展成果也会被侵蚀。在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割裂—关联—辩证”的演变过程之后，中国越来越重视维护国家安全。发展与安全涉及的领域很多，作为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结合点，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发展与安全无疑备受关注。全球供应链分工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最早的国际分工形式无疑是产业间分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其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的思想时,所举英国和葡萄牙在布匹和葡萄酒分工的例子便是产业间分工的例子。二战之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开始盛行，并导致新贸易理论的产生。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运输成本下降，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全球供应链分工越来越重要。“生产分割”“外包”“中间品贸易”“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等概念逐步流行起来。目前全球供应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在50%左右。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后中国也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分工。其重要表现是，入世后加工贸易曾经在中国外贸中占据一半的比重。

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能使效率和福利最大化。全球供应链分工的特点是，各国不再简单地以某一产业的要素密集度来选择是否生产产品,而是根据产业的不同环节来选择专注于该产业的特定环节。其结果是，发达经济体往往专注于高端环节，获得更高附加值，以此规避自身劳动力资源的劣势。发展中经济体则选择劳动密集型环节，虽获得的附加值低，但却能生产本来无法生产的产品。在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形式下,由于不具备在设计、研发、核心零部件生产等方面的能力，中国没有能力生产苹果手机。但在全球供应链分工形式下，中国就可以专注于加工组装环节，生产并出口苹果手机。这正是比较优势在全球供应链分工时代的应用，是最具效率的分工情形。不同国家分享同一产品的增加值，使其成为自身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部分。由此，全球供应链分工的参与国均从中受益。

参与全球供应链也面临安全问题。如果一国将全产业链掌握在自己手中，则该产品的生产将不受境外的影响或控制。但是，如果该国处于全球供应链的下游环节，即从境外进口上游零部件，则该国的生产将受制于境外零部件的供给，一旦供给出现问题，该国的生产将受到影响。尤其是，如果境外政府人为地切断零部件供给，该国短期内无法找到境外替代供应商或自己无法生产，则该产品的生产将面临瘫痪。更为重要的是，某一产业的供应链并不是两三个国家参与其中，而是许多国家参与。任何一个国家的供给出现问题，由于产业的序列生产问题,该产业都将受到致命打击。

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是：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是何种关系？自亚当· 斯密(AdamSmith)以来，经济学一直强调效率，认为分工与扩大市场能最大化福利。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各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参与国际贸易是最有效率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爆发，各国（地区）专注于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参与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从而实现最大化效率。那么，如果各国（地区）追求供应链安全，是否意味着会损失效率? 供应链安全与效率是否可以兼得?

本文尝试从经济和政治的二维视角讨论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先从经济学视角讨论供应链安全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引入政治关系和断供能力(切断全球供应链的能力)两个概念进行讨论。在理论分析之后，以中美两国为例进行现实分析。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同时运用定性分析与量化分析。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从经济和政治的二维视角讨论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以中美为例进行现实分析；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苏庆义，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