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撰写了《以建党精神为指引，推动经济治理的现代化》。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的政治宣言。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伟大成就，鲜明提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努力。建党精神将继续指引我们进行伟大斗争，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从胜利走向胜利，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资产。踏上新征程，我们仍将遭遇这样和那样的困难。有些困难，或前所未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九个必须”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实践的重要启示的总结，内涵丰富，覆盖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各个领域，为我们克服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指引了方向。
一、经济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为建立现代化的新中国而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在加快。《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首次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一《决定》的主题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就和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本文着重从经济治理的视角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阐述。
中国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决定了中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九个必须”之一。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制度优势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有新时代的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就是其中之一。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只能通过高质量发展来促进矛盾的化解。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来看，这里最需要的是经济治理现代化。
二、经济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同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发展仍然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仍然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应的只能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方面的内容。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存在，要求在平衡发展上下功夫，如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而且还表现在各地区内部的发展不平衡。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应该只是缩小发展差距，而应该在挖潜发展潜力实现更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实现平衡发展。
经过4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高速增长已让位于中高速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是不要经济增速。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没有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速是做不到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做到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要实现发展红利更多地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这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要适应变化了的发展形势的要求。要正确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关系，通过改革，让代表制度供给的治理更加优化，让治理更能适应特定新发展阶段的需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经济治理的视角来看，就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让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活力就不能充分释放，市场驱动型的增长就难以持续。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府可以更好地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这都是经济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也是制度带动发展以及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重要表现之一。
经济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加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济治理决策效率高，这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决策效率之高，远不是西方那些国家所能比拟的。
三、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几个重要问题
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治理要适应经济结构的要求。从产业结构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占比日趋上升；同时，作为一个大国，也必须高度重视第二产业，否则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可持续发展。从数字经济的发展来看，数字经济在给传统经济插上数字翅膀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数字经济发展引出来的平台经济治理，就是其中之一。平台经济引发的垄断问题，是传统工业经济所未遇到的。简单套用工业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做法，可能抑制平台经济的发展，但对平台经济所带来的垄断问题视而不见，又会让社会福利尽为资本所吞噬，最终让整个社会蒙受损失，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
数字经济所引发的经济治理难题也是技术进步给经济治理带来挑战的一种表现。技术与治理的关系较为复杂。技术进步可以提升经济治理能力，促进经济治理的现代化。技术进步让各种决策信息更易收集，让经济治理更加扁平化成为可能，从而减少决策层级，带来决策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同样可以提高经济治理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看，技术进步带来技术层面的治理现代化。
人口结构对经济治理现代化也会提出挑战。人口老龄化要求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是“未富先老”，对社会保障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提升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回报率，让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运行，是一个难题。现代社会除了依靠养老保险金及投资效率提高之外，也特别强调财政资金的支持。中国每年有大量财政资金补贴养老保险基金，此外还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未雨绸缪，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优化，对于更长时间段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意义重大，这要求有相应的财政治理现代化。
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问题需要有对应的经济治理。极端不平等会带来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荡。世界各国因此都重视平等社会的建设，将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少、中等收入群体大的橄榄型社会建设作为收入分配的重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与此也是一致的。构建平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不等于实行平均主义。在生产力尚不够充分发达的条件下，适当的收入差距是激励财富创造的重要手段，而这要求有相应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体系，以适应平等社会经济治理的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呼唤相应的宏观经济治理。宏观经济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越高，经济就越稳定，经济增长就越具有可持续性。宏观经济治理常见的政策手段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等。这些政策的层次各不相同。现代国家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最主要的政策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来，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按照宏观经济运行的要求，做了相应的调整。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首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迅速稳定了经济；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又一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显著。此外，中国还在特定时间段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已有的市场型财政政策实践，为未来财政政策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无疑直接促进了宏观经济治理水平的提高。为了让财政政策更加有效，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财政治理提供更扎实的体制支持。市场型货币政策在中国也已经有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的实践。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促进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了物价的稳定。宏观金融治理体制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以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中国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为防范国际收支风险提供了重要支持，但外汇储备所涉及的宏观治理问题还需要解决。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宏观经济治理有成本问题需要考虑。宏观经济治理如何结合中国拥有众多国有经济、国有土地、国有资源的国情，在微观经济主体效率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寻找平衡，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就业关系社会稳定。中国实施就业优先的政策，从各个方面来推动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可以助力就业政策目标的实现。产业政策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竞争并不一定就有矛盾，关键是产业政策的实施应该对不同市场主体无区别对待。产业政策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一度有人强烈反对产业政策，显然这是不对的。近年来，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出现问题，“卡脖子”问题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个时候，重要的是要如何优化产业政策，让产业政策更加有效。产业政策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涉及资金支持政策时就更是如此。区域政策往往是为实现特定区域发展所实施的政策，与产业政策一样，它的背后同样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此，宏观经济治理所包括的是两个层面的政策：一是处于宏观经济调控层面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是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特定政策，它们往往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
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必须遵循经济规律遵循。现代经济治理有共同规律，市场经济运行有共同规律。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需要数据支持。建设宏观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集合政府部门数据和市场数据，需要突破现有的数据持有模式，需要创新思维，让数据整合成为可能。宏观经济治理的难度很大，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今天，就更是如此。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具体经济治理实践中的经验，这可以为宏观经济治理的现代化提供借鉴，从而有利于经济治理的不断优化和完善。
经济治理需要为市场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支持。市场是分层次的。有的市场处于基础层面，这类市场如不能正常运行，则可能危及整个市场体系，甚至对社会的众多领域带来负面冲击。对于这类市场，必须有相应的经济治理。电力市场就是其中之一。现代社会离不开电力的稳定供应。最近电力市场所出现的拉闸限电问题，需要从根源上进行剖析，寻找到真正的原因。电煤价格、火电上网价格、新能源电力供应、煤炭供应、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可能因素需要综合问诊，经济治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治理。需要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局部来看是对的治理，由于缺乏全局意识，可能造成“合成的谬误”，严重者甚至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这里，要特别注意经济规律。违背经济规律，最终必然遭到规律的制裁。
开放的国家，经济治理不可能只限于本国。中国的宏观经济治理，同样要充分考虑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因素。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之举，有利于提高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水平，进一步促进经济治理的现代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参与更高层次的竞争，即规则竞争，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这对经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更多熟悉国际经贸规则的复合型人才，才可能应对相应的挑战。
经济治理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加强系统之间的衔接，需要综合治理。在现代化国家，经济治理要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要依法治理。经济治理千头万绪，要从源头抓起，从根本上促进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经济治理现代化中可能遇到种种挑战，这时我们不应气馁，记住初心使命，伟大事业终会成功，伟大梦想终将实现。
杨志勇，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纪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究”主持人，中央马克思主义工程教材《公共财政概论》首席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财政学会、教育部等多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