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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汉权: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科技创新的影响及应对

  时间: 2021-12-29      606     分享: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黄汉权,在第六届观潮网络空间论坛演讲时表示:大国博弈主导的技术民族主义再现,客观认识技术民族主义的利与弊,把握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平衡点,推动中美数字世界合作。以下为黄汉权在第六届观潮论坛演讲全文: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第六届观潮论坛,刚才各位专家和嘉宾谈了非常好的观点,对我深有启发,我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延伸。

现在整个全球科技的合作、竞争或者是运行的态势,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什么词描述比较恰当呢?我称之为“技术民族主义”。可以说这个词对于我们当下所处的科技对抗、竞争和合作,包括国家之间竞争,可能都是比较恰当的,所以我想谈谈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科技创新有什么影响,怎么应对。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技术民族主义风声再起;第二,技术民族主义大潮下怎么把握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的平衡点;第三,回到中美这两个大国我们在科技创新合作方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一, 技术民族主义风声再起

说到技术民族主义,大家就会想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好理解。那么,什么是技术民族主义呢?技术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在技术方面的理查和体现,即对技术采取民族主义的态度,更具体的说,就是强调重要的和关键的核心技术,必须由本国机构或者是企业来掌握,不能依赖国外提供,这样才能保障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利益和安全。“技术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布兰迪斯大学一个叫罗伯特∙莱许的教授提出来的,这位教授比较有名,是研究国际经济和美国创新竞争力的学者,在意识形态上偏左翼,他曾经做过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他有一本书比较出名的著名叫《成功的未来》,如果大家想了解进一步了解他的观点,可以看看这本书。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技术民族主义”这个概念,那时候日本经济排名世界第二,对美国形成了挑战,所以他就提出美国要采取技术民族主义措施,防止技术被日本人夺走,阻止日本挑战美国。

从历史上看,技术民族主义早就存在了,不是80年代或者现在才出现的。在美苏冷战时期,两国都互相实施了技术封锁;之后在一些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或者是竞争,,都属于技术民族主义的表现。冷战结束以后,技术民族主义有所缓和。到了80年代,美国和日本围绕半导体展开激烈竞争,把技术民族主义推到了一个高潮。

大国博弈主导的技术民族主义再现。当前,技术民族主义浪潮再次兴起,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半导体产业军备竞赛。本来,半导体应该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把半导体整个产业都全包了,它需要各国合作。但是,现在主要国家都想把半导体产业拉回到自己国内,形成自我发展的体系。美国前一段时间通过《无尽的前沿法案》,明确要大规模对半导体进行投资,特别是要把芯片生产搬回国内;欧洲虽然落后一点,但它在联合声明中,也提出要投资上千亿欧元来弥补半导体产业的短板;日本更是想牢牢掌控半导体的核心材料,也在扩大投资,甚至也想在日本建立先进的芯片制造厂;韩国要继续扩大半导体制造产能等等。这是半导体的情况。5G通信领域也是如此,大国都想争取把全产业链放到自己的国家。

技术民族主义产生的驱动因素及政策主张是什么?驱动是竞争性国家利益,包括我们讲的网络安全、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等等。国家之间的竞争如果是良性的好办,现在令人担心的是恶性竞争,是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受到了破坏,信任关系恶化以后,各国之间大家都把技术当作国家安全的手段,特别是世界进入到了目前以科技革命作为引领各国竞争力的制高点这么一个时代,各国都把技术抓得紧紧的,这就是技术民族主义产生的驱动因素。

    技术民族主义产生往往和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紧密关联的。各国合作很好,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候,大家很少谈技术民族主义,讲的是合作,而不是互不信任的竞争。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主张,就是要技术成果在本地化应用,特别是高端的技术更不能让外国人拿走,先进的技术、设备、产品都要在国内生产组装,禁止外国公司、外国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禁止外国公司到本国投资开展高科技合作。

技术民族主义对全球科技创新的影响。我觉得要从两方面看,它的存在有其客观性,二战以后,特别是很多受殖民的国家独立以后,民族主义就兴起了,技术民族主义也随之或多或少都存在,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如果技术民族主义保持在合理的“度”,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能够激发后发国家的科技人员更加积极地搞创新,以有效应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垄断。

但,技术民族主义也有弊的方面,因为大家都强调自己独立搞一套,所以可能会延缓科技全球化步伐,阻碍技术、知识、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因而也不利于各国科技合作和技术进步,同时也使得全球的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增加,效率下降,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总体评价是弊大于利。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创新收益会减少,因为新技术没法在更大范围得到应用,收益难以收回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自己创新能力弱,没有办法及时或者更多地获得新知识、拥抱新技术,发展速度就会放慢。所以无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技术民族主义都是不利的。

二、把握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的平衡点

现在既然有了这种思潮,我们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强调平衡点,国际合作还是要的,正如刚才各位都在讲,全球是需要合作的。从全球角度来讲,技术创新和全球化是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技术创新只有通过全球化把新技术扩散到世界各个地方,才能驱动全球经济增长。而在推动创新方面,自由竞争和开放合作是科技创新最好的土壤。

在全球化受阻、大国博弈更加激烈的情况下,技术经济安全、供应链自主可控现在成为各个国家首选,各个国家都强调技术保护,强调供应链的韧性自主可控。但是,人类面临的气候、环境、健康包括流行病等等各种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情况下实现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所以要引导技术民族主义在技术保护、供应链自主可控和开放合作之间求得平衡。

中国为什么提出“双自”?我的理解是,在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科技“脱钩”、断供、修墙战略,中国提出科技自强自立、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来我想跟你开放合作,但你不愿合作,我想买你的东西,你不让我买,我只能自己搞,否则我就被憋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实行了更加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通过各种清单来压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导致我国相关企业经营遭遇很多困难。

    根据我们初步统计,截至6月,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达到290多个,除了实体清单外,还有军事最终用户清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国防部第1237条清单等,美国通过这些清单把中国高科技企业都列为出口管制范围,共有500多家中国企业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中国推进科技开放合作的态度是坚决的。我们已经和上百个国家、组织建立了科技合作,加入了200多个政府和国际间的国际合作组织,也建立了一批国际创新园、联合研究中心等等。所以,虽然我国强调自主创新、科技自强自立、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但我国开放合作还是要稳步推进的,中国开放合作步伐不会因为美国的技术封锁而放缓,今后将以更加开放姿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这些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每年保持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正因如此,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不断地得到提升,2013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是35位,2015年提升大29位,2017年22位,2019年、2020年都是14位,是唯一一个进入前15名的发展中国家。这也说明,尽管这两年美国对我国进行围堵打压,但我国的科技进步还是继续提升。

三、中美科技创新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

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科技第一强国,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也是全球科技成果最大的供给者。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是科技创新成果的最大应用市场,是全球科技的最大需求方,所以两国的科技互补很强。

特别是中国的市场更是美国高科技企业营收和利润的最快增长点和最大的海外来源地。如果离开了中国市场,美国的500强企业数量可能会减少不少。从具体领域看,中国和美国在光电、先进材料、核技术、电子信息等领域,互补性都很强。

    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美国对中国实施了高技术出口的限令,所以尽管新世纪以来,中美高技术的进出口逆差曾经一度出现下降趋势,但是到了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行贸易战以后,这个逆差又扩大了。本来两国之间高技术进出口逆差缩小,有利于两国间的贸易平衡,结果却因为高技术出口限令导致中美之间贸易更加不平衡。我们再看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占对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与中国是全世界科技产品的最大应用市场不相匹配,这是美国限制高技术对华出口的结果,恰恰也说明了中美的高科技合作是非常有潜力的;如果是美国放开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令,这个比例肯定不止这个数。在进一步延伸到作为创新前端的论文发表上,中美这些年在科技领域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在明显增长,主要领域包括生物化学、工程、计算机等领域。

最后再看美国高科技公司从中国市场上获得的营业收入。2018年,英特尔从中国大陆(包括香港),获得的销售收入比美国本土还要高。高通、美光、英伟达也一样,这些都是美国大名鼎鼎的高科技公司,它们的大部分营业收入来源于中国市场,所以美国政府虽然想搞“脱钩”,但这些高科技公司不想“脱钩”,它们不愿意离开中国市场,离开了中国市场,它们就保不住世界500强地位了,不仅收入会明显下降,利润也减少了,利润少了也就没有更多的钱投入搞创新。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在当前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我们在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之间寻求平衡,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要用好两国科技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的机遇,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科技进步,使世界经济都受益。


黄汉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