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黄石松近日在应邀参加财经节目时就老年人和子女就近居住现实吗？以及一些政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一、老了想在儿女身边是奢求吗？

从整个家庭里面，实际上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是住房。

所以这次政策也实际上我理解它背后预示着我们的住房政策，从年轻型的人口结构，向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住房政策的重构。

第一，在产品的规划设计这方面要先行。实际上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这一过程。比如，居室户内设计要适应老人年龄增长的变化，有些适老化的改造——扶手卫生间防滑，包括一键通应急，煤气泄漏处理；再是社区老楼加上电梯、门口的坡道等等。

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了新建社区、新建商品房社区，必须按一定的比例配置养老服务设施和健康服务设施。

第二，在交易环节，有些地区在尝试如果子女跟父母合住，在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方面会有优惠。

日本和新加坡的公屋制度很早就开始实施，就鼓励成年子女和父母就近居住。我18年去日本的时候，我看在日本还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在一个社区里，“一碗汤”的距离，子女住在商品房小区里，社区里面按照一定的服务半径和规模，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的距离，就近、就便布置一些嵌入式的养老机构。那么父母住在养老机构里，这样子女很方便看望父母。

北京提了一个概念——建立就近精准养老服务体系。我一直在人代会上提建议，把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人人口分布摸清楚，然后我们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建立老年人就近享受和使用养老机构的准入退出机制，跟我们的经济适用房一样。

我们还可以研究在限购的政策背景之下，因为要照顾父母换房合理的需求，在税收、交易等环节给予一些便利。

原来北京在讨论老楼加装电梯的时候，为什么推起来这么难，因为他还要征求别的居民的意见。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让住在6层的老人换到一楼或者换房的时候，不要让他受限购的规定，给予他一些政策上的支持，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还有很重要的是物业管理环节，管理服务的内容、收费标准都是按年轻的时候来设计，我们要研究有一些老人必须服务，应该进入服务目录里，物业就得提供，但是可以收钱。

总之一句话就是，住房是我们这一辈子中最大的支出，是宜居生活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二、想活100岁，钱够吗？

中央出台这一政策，首先我们还在强调几个制度，一是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养老金足额发放，这是“公平”，我们叫低水平广覆盖。

从全国整体的情况来看，养老金的收入和支出的结余——我有图表——到目前为止是够用的，结余是保持在一个区间之内的。

我们现在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什么问题？怎样在现有的制度情况下，提高保障水平和质量的问题，这是主要矛盾。

我们的养老保险金主要是依赖基本养老保险人——主要是国家承担的主要的责任。未来的方向是改变养老金现在的结构，做大做强第二、第三支柱。

第二支柱是让企业、让市场主体在它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承担多层面的责任，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等各方面支持，把企业年金做实，对企业本身抗风险也有好处。

第三支柱是国家给予一定的支持，激发个人的动能和积极性。在个人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时候，你多为未来做一点储备，别乱花了，为未来买一个安心。

所以国家、社会、个人、家庭，大家一起来，这是改革的方向。

当然总体来讲，国家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削弱。如果把责任都加给国家，你自己有能力却不量力而行，那国家不可持续。 

大家一定要考虑到，国家不是“唐僧肉”，国家跟集体、跟企业、跟大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要互相体谅。

像北欧国家都有现成的历史教训，包括日本在探讨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走到今天已经出现了矛盾。

三、人生下半场，应该怎样过？

2016年的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计划。涉及到建立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推进医养结合。16年的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几个突出的理念，其中我印象最深的，第一就是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第二是以治病为主，转向以健康为主的理念。

如果说现在从大众为一角度讲，我认为一定要树立“你自己是你的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观念，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这是最长效、成本最低的办法，这很重要。

我一直呼吁加强老龄国情教育，我们一定不能让我们几十年以后变成跟现在的老人一样，我们未来八九十岁的老人一定是在玩抖音，唱卡拉OK，然后互相交流，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健康、积极老龄观。

看看联合国的老年人五原则，关于健康的理念、观点，你会受到很大触动，真的要提高健康素养。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学习的能力。

黄石松，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养老行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大代表、财经委员会委员 ，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