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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经济的底线要守住,风险的底线也要守住

  时间: 2020-06-17      4200     分享: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在线上举行。论坛以“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为主题,就此问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从疫情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如何守住经济和风险的底线这三方面表达了个人观点。


一是疫情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的不确定性。


这次全球经济衰退可能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而会不会演变成大萧条时期那种情况,依然还不确定。这主要取决于疫情的发展以及能否被有效控制。即便全球疫情在今年年中或者7、8月份得到控制,但未来的全球经济走势会怎样,学者们的分歧也非常大。

在我看来,V型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很小,未来更可能的是W 型的增长。W型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反映在供给端,全球供应链的收缩和调整依然还是不确定的;也反映在需求端,企业和家庭债务水平的上升、市场预期的变化和消费行为的变化也影响需求。

如果疫情持续的时间更长,供给和需求的不确定性还会进一步传导到金融系统。疫情后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宽政策。美国是所谓的“无上限量宽”,这种量宽在压低资金实际利率水平的同时,也增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如果疫情拉长,金融系统会受到传导。有人说,当前金融业好像是受益的,我认为还不能下这种结论,还有待观察,这也是一个不确定性。


二是中美摩擦的不确定性,这是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


5月15日,美国发布对华为的进一步限制措施,用美方芯片的第三方供货商向华为供货,必须经过美方许可,这大大加剧了中美摩擦的严峻性。5月2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33家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中国获得美方的技术。最近又开始限制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去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全面限制中国,这种科技领域的脱钩是否正在全面展开?

在金融领域,5月13日,特朗普政府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不允许向中国股市投资。5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承担责任法案,对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在会计、监督、审计方面提出额外限制,这可能会加快中国概念股的撤离。京东、网易就正在筹划去香港上市。所以,中美关系会怎样演进,依然还有不确定性。

这两个不确定性将对国内经济产生相当影响。

第一,第一个不确定性,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会从外需上影响到中国经济,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二波冲击,而冲击有多大,则取决于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

第二,从供给端,也就是第二个不确定性来看,中美摩擦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供应链的稳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守住底线?


中央给出了明确要求,就是“六稳”和“六保”。“六稳”是稳住经济基本盘,是“六保”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经济稳不住,“六保”也很难实现。“六保”是着力于兜住就业和民生的底线,是底线性要求,也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所以,只有守住“保”的底线才能拓展“稳”的局面,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六保”应该放在优先地位。从战略层面来说,“六保”也符合扩大内需战略。如果就业和民生都保不住,怎么扩大内需?如果企业都保不住,怎么扩大投资?从短期来说,“六保”至关重要。从中长期来看,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总书记在看望政协会议经济界委员时,提出了发展双循环的新格局,这是扩大内需战略的基本方向。总书记说,面向未来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里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这是我们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一次战略性调整,关系到未来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八十年代末期提出沿海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到本世纪,逐步形成产业工厂,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大三角的循环关系——美欧作为研发和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和生产中心,中东和拉美作为能源和资源的供应中心的全球循环。这种全球循环是一个多赢格局。

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这种大三角循环也开始暴露问题,美欧出现了过度负债、过度消费现象,随着产业外移、制造业的空心化,收入差距扩大、政治极化、民粹力量上升,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潮。这种思潮是否现在还在演进?而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东亚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这引发了美国系统性调整对中国的战略,2018年把中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始对中国全面遏制。由此可见,原有的国际循环模式在国际环境变化中,必将发生系统性调整。我们的双循环就是适应这种内外环境变化的一次主动调整。

国内大循环在需求端是要促进消费、扩大投资,特别强调投资领域的“两新一重”,也就是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新基建区别于传统基建的一点,是市场主体广泛参与。新型城镇化特别强调的是县域的规划建设,也就是投资下沉。

从长远来说,扩大内需更重要的还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中等收入群体现在有4亿,但是按照统计局的标准,其下限还是偏低。如果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比如未来15年能够翻一番,那我们市场规模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国内循环,也就是需求端。供给端则要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当前来说,是要加快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无论从中美经贸摩擦还是疫情影响来看,我们供应链还是有短板。如何下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下一阶段供给端要解决的问题。

要避免风险进一步向金融领域聚集,这就是“双底线”。经济的底线要守住,风险的底线也要守住。在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力度的同时,也要有风险意识,同时加大改革进程,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牢牢守住风险的底线。


作者:王一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