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国产党建党100周年。让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那一段艰难而又辉煌的岁月，重温一代伟人毛泽东眼中的长征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坚定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艰难而又辉煌的岁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在长征中开始形成的。从此，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长征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毛泽东曾用诗化般的语言赞美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让我们走进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去倾听他对长征精神的评述吧。

毛泽东在回顾长征历史时曾说：“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此前，我们党内教条主义盛行，迷信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迷信共产国际的指示，迷信俄国革命的经验。这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导致土地革命战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全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总之，“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与国际友人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谈到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总是特别强调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谈话时指出：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率领的代表团时批评当时左倾领导者“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套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政策，“他们要夺取大城市，想很快取得胜利，结果是把南方所有根据地都丢了，白区的地下党也是差不多统统被消灭。后来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时我们就得到教训。”

正如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自己的基本遵循。

长征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这一切困难，就是靠艰苦奋斗精神。

长征中的千辛万苦、艰难险阻，在毛泽东心中留下终生不灭的记忆。他后来在谈话、文章中多次谈及。他曾对斯诺说：“到了1935年1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要隘。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队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

长征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总结出艰苦奋斗精神，并把它提升到党的作风，强调全党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作风。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共产党提倡艰苦奋斗。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此后，他又一再强调，“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又多次提醒全党要保持当年红军长征中艰苦奋斗作风。并明确提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深情地说道：“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长征有过这样的总结：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

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自觉承担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责，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重大历史关头勇于担当的伟大品格。

自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入侵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三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等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但是，由于蒋介石集团实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政策，不仅不许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反而对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

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1934年7月中央红军以红七军团改编为抗日先遣队北上。7月31日，毛泽东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随后，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又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出发长征。

把红军长征同北上抗日结合起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远见。正是由于实行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才使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从南方根据地胜利地转移到西北抗日前进阵地，才使党在历史转折的激流中占据了主动地位，实现了中国革命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代表自身的阶级利益，而且要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坚持北上抗日方针，实际上是在争夺承担民族救亡的重任。谁能承担起这个重任，唤起民族觉醒，增强民族自信心，谁就站在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进程的最前列。

因此，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长征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鼓舞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长征是落脚点，又成了争取抗日斗争新局面的起点。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他说道：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指出：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是各路红军前进的旗帜，也是广大红军战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胜利的强大动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历史的洪流一下子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把长征与抗日救亡自觉而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承担民族救亡的历史自觉。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的这两句诗，既写出了长征中红军的豪迈气概，又反映出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高昂的革命士气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精神力量。

毛泽东在谈到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困难时指出：“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在这样的困难面前，红军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毛泽东站在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困难与顺利两者的辩证关系，并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指出：“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对困难始终抱着乐观态度，“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还常常以此为例鼓励人们：“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

他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我们知道，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不怕这些困难。我们认为困难是必须克服，并且能够克服的。”

共产党人讲乐观，是建立在科学依据之上的，“因此决不容许空洞的乐观与粗心大意”。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红军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建立在对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上。“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最美满最愉快最幸福的社会”，“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道：“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团结，是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力量源泉，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敌，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妥善处理党内矛盾，调动积极因素，共同对敌，是党和红军兴旺发达、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长征经历了我党历史上最严重的党内政治分歧和反对分裂主义斗争。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置，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处理党内关系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纠正“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

毛泽东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后免除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而由赞成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张闻天为总书记，这就在领导层内维护了团结，不致因为批判博古等的错误而导致分裂。遵义会议正确处理了当时至关重要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避免了党和红军有可能产生的分裂，全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达到团结统一，使革命走向新的胜利。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使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最后表态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德高望重，他的话情理并重，既讲原则性，又富人情味。

为了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地批评帮助，并作了适当的妥协让步。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

毛泽东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他认为，正确处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全军团结统一的大局。既坚持原则又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正如彭德怀在后来回忆中所指出的：“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如开除张国焘党籍，也就可能造成党内长期分裂。毛主席坚持了原则（不让总书记），又表现了灵活性，避免了长期分裂。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张国焘一个人开了小差，团结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既弄清了是非，又团结了同志，这是毛主席从团结愿望出发的一贯方针的伟大胜利。”毛泽东重视和强调要善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这是总结了长征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毛泽东视党的团结为党的生命。在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关头，他始终强调全党团结问题。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全民族团结起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全党团结一致，一百多万党员团结一致，什么敌人我们也不怕。”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又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晚年毛泽东还不断强调，全党“要团结，不要分裂”。

团结就是力量。毛泽东谆谆嘱咐全党“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历史证明，党的正确领导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在谈到长征胜利原因时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说：“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甘陕并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骨干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建立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即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央领导核心。正是长征中的遵义会议开启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央最高决策。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共产国际介入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导人。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毛泽东回眸长征时，谈得最多的是遵义会议。毛泽东是站在政治路线高度论述遵义会议意义的。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他还说：过去的“左”倾路线统治时间长久，主观主义盛行，“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 “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决摒弃“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一切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夺取了长征以来的重大胜利，掌握了红军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加强党的领导，必须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惟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运动。”要求“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先行北上，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与红15军团会合，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党对军队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红军广大指战员坚信党中央，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结果。

长征造就了我们党一批杰出的领袖人物，特别是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我们党经过十五年的革命实践，经过了胜利、失败正反两方面的长期比较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是我们党逐渐成熟起来的重要标志。

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历史地产生的，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高度认可。张闻天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彭德怀在自述中说：“在活生生的事实中，使全党同志得到两条路线的比较，从而认识了自己的领袖。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得到的认识。”邓小平指出：“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

毛泽东一直强调党的领导，特别是加强中央委员会的权威。七大党章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说道：“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后来，他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自党的七大起，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全党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是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毛泽东曾经指出党内的团结、关心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两年后，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又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一口气说出中国的三个成语，可谓意味深长。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开始建立，在领导长征取得胜利的过程中逐步巩固并最终不断走向成熟。长征中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最重要的保证。

长征永远在路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前进！

曹前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想研究，出版多部著作，在《求是》《党的文献》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