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就中国企业在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01

是时候重建“本土意识”了

我在《变量3》中，提出了“本土时代”这个概念。

它既不是指历史倒退、反全球化，也不是说中国“内卷”、回到自力更生的时代，而是我们得承认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到了这个地步之后会出现新的变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近几年，是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时期。

中国经济快速的腾飞是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开放以后，它的机制是我们可以向别人学习办法、技术和诀窍，利用全球智慧和经验。

我们特别熟悉那个时期，所以会存在思维定式。 很多人现在看中国的很多问题，会说是“因为我们还不够改革开放”，问“怎么解决？”，就是“要改革开放”——这种逻辑过于简单化。

改革开放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很容易出成果，只要放权让利，活力就开始起来，而且没有既得利益，只要改革就能创造出来新的利益；中国当时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外部环境很适宜，中国自己也非常坚定地要走全球化道路。

但现在改革开放的成本可能要远远大于收益。现在，很多国家都是贸易保护主义，且不说能不能对外开放，能不能承受风险，就算我们想对外开放，别人不想对你开放，那么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要打折扣的。

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自成一体，这时候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原来都应该不一样。

中国会更多地看自己能不能解决问题，有没有力量去“选择”。这恰恰是我们过去考虑得很少的。

我们过去习惯认为“我不行，别人行”，所以会去找别国的方法。

现在如果别国也不行，像如何防治新冠疫情，别国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要自己找答案，那么只能把原来的经验转化过来，变成新的打法。

所以，本土时代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大家如果看历史，那么会发现很多大国都必须有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

像美国在建国初期，什么事情都学欧洲。但美国的思想家们发现，欧洲带过去的文化都是碎片化的，必须重建一个美国的本土文化。

比如在文学上，惠特曼说必须得有美国的诗歌；历史学家特纳说得找着美国的精神，他找到了美国的西部移民、美国的边疆——“美国的边疆”实际上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不是从欧洲传过来的那些。

这是在挖掘本土的意识，也是在建立一个本土的市场。把美国的西海岸和东海岸全部连接起来，有河，有后来的铁路，慢慢就全部都打通。

中国一样。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就必须走这么一个过程，回到本土，寻找本土历史、本土意识、本土创新、本土市场等这些东西。

02

全球化时代，早就不一样了

全球化时代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和原来很不一样了。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是里根革命，在英国是撒切尔主义，去掉了很多政府管制，推动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

然后，中国参加进来；1989年，原来的铁幕打开了，东欧国家参加进来；20世纪90年代，印度也慢慢参加进来……那是全球化的黄金时期。

全球化的好处是能够加速商品生产要素的流动，让效率提高，但是它也会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谁会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受益？肯定跨国公司受益会更多。比如沃尔玛会受益更多，夫妻店肯定会受损。

原来觉得夫妻店倒闭了，可以在沃尔玛找到地方继续经营，后来发现沃尔玛的工作岗位和夫妻店的工作岗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收入不平等变成一个全球化的现象……

2008年敲响了一个警钟，大家突然发现全球化不是完美的。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大家还可以说它们因为是新兴市场国家，所以才发生了金融危机。

但2008年金融危机是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心脏地区华尔街爆发的，包括欧洲地区、亚洲地区，几乎无一幸免。

2008年，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反思：华盛顿共识是不是适合所有国家？

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很警觉了，但因为在2009年，全球各国都在救市，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很快。可是它只是复苏，没有解决根本上的问题。

所以2008年以后，各国慢慢发现：怎么不是变好，而是越变越糟的，出现特朗普，出现民粹主义，又出现贸易保护主义…… 现在，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世界跟原来不一样了。

03

现在意识到了问题，却找错了答案

为什么警钟敲了12年，都没有“叫醒那些装睡的人”？ 因为很多精英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利益，所以大家一直在“装睡”。那些“装睡的人”主要是精英阶层。

比如，他们的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利用最廉价的生产要素，如果需要工人的话就到中国来找，中国工人比美国工人要便宜多了；如果想少交税，就将公司注册到开曼群岛，那是一个避税天堂。

这些跨国公司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很多利益受到损失的人，却没有人代表他们讲话。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讲什么。

比如左翼去占领华尔街，就是表示“我很不满意”。但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他们说：“我们是99%，他们是1%。”为什么他们都变成“受损的99%”，而有的人变成“受益的1%”？1%和99%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讲不清楚。

后来，支持特朗普的那些生活在美国郊区的中产阶级，或者生活在铁锈地带的工人也很奇怪。

由于现在经济条件变得很差，他们又特别强调自尊心，所以只要是政府的政策，他们都不接受。

比如佛罗里达州出了一个州长，一上来就否决了联邦政府给他们州的20多亿美元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修高铁的。

这个州要是修了这个高铁，不仅基础设施改善了，还增加很多就业岗位。结果它不要，因为这是从联邦政府出来的，最后这个项目就给了加州。

为什么大家没有“醒来”？因为还没有真正找到一个分析的框架，还没有找到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然后以此来说服大家，说：“这个不行了，我们需要一套新的东西。”

我曾经讲过，现在非常像一战和二战期间的那段时期。它是一个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因为那时候，国际金本位制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完美。

如果去问绝大多数的精英，包括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因为金本位制没有了，所以如果能够回到金本位制，那么一切就会变好”。

结果，当时着急回到金本位制的国家，经济都出现了问题，后来都去掉了金本位制。这样才会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

而这是原来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是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快打完了，各国痛定思痛，才想出来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我们原来的全球化就像金本位制一样，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了。

我们现在需要想出来一个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完全新的世界秩序，但都没有想出来，所以处在老在幻想回到过去的状态。回到过去是回不去的，只能往前走。

疫情之后，各国因为都会觉得这次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不会继续“装睡”了。现在大家都知道问题了，但是有时候会搞错答案，所以做法有点偏颇。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特朗普有正确的地方。他意识到事情跟原来不一样了。他在感受“大家不满意”的程度方面，其实比建制派、比那些精英要更敏感。

当然，他解决的办法是修个墙，把移民都赶出去，批评中国……这些全部都是错的。

他找着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但是给了一个错误的答案。 同样的，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欧洲有很多问题，英国人很不满意，也找到一个错误答案，就脱欧呗。但是脱欧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在这过程中，各国是在不断试错，通过试错，最终找到各个国家的均衡解。

最后如果发现哪国做得太过了，像贸易战，美国做得太过了，对美国自己也有害，那么各国就回到一个有管理的国际贸易体系，不再像过去一样，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各国最后不一定会脱钩，但可能会进入有管理的全球化阶段。

04

拯救世界经济的唯一出路

未来，能够拯救世界经济唯一出路，是新技术革命。

未来的新技术革命和过去的技术革命不一样。原来的技术革命特别能够推动全球化。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件衬衫在到达消费者的家门口之前，它基本上已经周游地球一圈了。这是一种很怪的全球化现象。

我们穿的衣服，为什么要跑这么多国家？是为了找最廉价的原材料，找最便宜的劳动力，但这样的话，产品质量也得降低，而且只能大批量生产，比如全部生产黑色T恤衫，都一模一样的。

未来的技术进步，会强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污染，减少碳排放，等等。

为什么不在本地生产，再针对价格没有那么敏感，还要求个性化的消费者进行销售？这样生产质量也会提高。

这时候，很可能技术进步会带动本土市场起来。这就跟我们原来想象的那种必须在全球布局，在全球建立生产基地不一样了。

原来的新技术往往发生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现在来看，所谓的新物种在物联网领域出现的可能性会更大。

未来，物联网大致会有两条演化路径：一条演进路径是产品智能化，另一条演进路径是工业自动化。

演化到最后，会出现新的一次经济的快速增长； 新的商业模式会取代原来的商业模式；治理模式、国际关系等都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国家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有的国家会发展得更快，有的国家会更慢，有的行业会崛起，有的行业会衰落。

这时候，大家怎么办？在国际政治学领域，有一个词叫“芬兰化”，出自冷战时期，芬兰为了求得生存，成为东西方阵营间的“中间人”，苏联和美国两边都不得罪。

所以有国际学者说一个不是特别强大的国家或地区，最好的政策不是选边站，而是像芬兰一样。

美国人很讨厌芬兰化。他们的思维很简单，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正义和邪恶，只有光明和黑暗，所以他们会认为，像芬兰这种两边都站队，太不好了，一定要选边。

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只有黑和白，而都是灰度思维。 未来很多在地缘政治上角色很微妙的国家，包括欧洲，因为现在中美之间形成这种竞争格局已经是大势所趋了，最好的办法是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和两边都保持相对比较好的关系，也都理解两边，因为两边都有各自的逻辑。

中国人有时候会有困惑。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政策和原来的政策完全颠倒了一个个儿，既要承认错误，又不能说自己原来全部都是错的，一旦否定了自己就没有一个根本。你不能否定自己，但是还要否定自己。怎么办？

芬兰的经验告诉我们：其实，你没有必要完全否定自己，同时又能够做出改变，因为你的核心价值还在。

而且，改变是强大的表现，不是软弱的表现；是智慧的表现，不是愚蠢的表现。

我们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企业，要从芬兰的经验中学习。芬兰的经验是：我怎么着，既能够保持自己的自尊，又能服输，能改变。比如我过去做的是对的，但是现在和过去又不一样了。

05

大企业再次强大的三个法则

像华为、比亚迪、联想等在行业已经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它们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变得远远超过别人，毕竟还有很多会被别人“卡脖子”的地方；它们的困惑是现在和原来不一样了，只能靠它们自己，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

1. 如果前面有两条路可以选，选那条更难走的路

外部压力导致的技术创新并不止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时候，它会导致技术路径的转移。

以华为为例。华为原本只做芯片设计，因为这是它最擅长的。但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它开始自己生产芯片。

这是一条更为艰难的道路。2020年，华为发布了麒麟9000芯片，这是华为史上最强大的芯片。

而要想生产麒麟9000，必须使用台积电5纳米的最新生产线，设计和制造的难度又增加很多。

之后，台积电不能再为华为生产芯片，怎么办？2020年9月，华为推出了鲲鹏芯片云手机。

这是一条崭新的技术演进路径，“轻终端、重云端”一直是互联网行业的理想。而它很可能是华为打开美国封锁线的突破点，甚至是鸿蒙系统“全场景分布式OS”的引爆点。

由此可见，美国的每一次极限施压，反而激发出华为更强大的力量。

2. 如果遇到新的劲敌，去找你最称手的那件旧兵器

伟大不仅是被逼出来的，而且是被试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一百年历史，原来没有遇到过怎么打中美贸易战的这种情况，但有很多其他的经验，这些经验都可以拿来应对新的遇到的历史挑战。

比如解放战争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攻坚战，要解放大城市，还得学会用火炮，我党的学习能力特别强大，学得特别快，不断地调整原来的打法；怎么运用群众路线，怎么调整自己的战略等也是可以继续用的。

同样，现在中国大的企业遇到的很多挑战，跟这种性质是一样的。

二战期间，美国的珠宝商制造炮弹引信，割草机生产商制造榴霰弹；新冠疫情期间，物流企业九州通帮助武汉红十字会分发医疗物资，负责法医DNA检测的实验室完成了核酸检测……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找自己原来的经验，然后把经验转化成内在力量。

3. 一个组织也需要“舍断离”

举比亚迪的案例：大企业发展时间长了，自然而然会形成科层制。

结果疫情来了，比亚迪的总裁一声令下，说要生产口罩，而且就站在生产线旁边，员工觉得很新奇，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领导围着他们。

比亚迪一下子回到了原来不再考虑该向谁汇报的时候，只想“我要把这件事给做成”。它找回了创业初期的那种激情。这是它自己重新激活、再次启动得来的。

从中，我们明白了过去的成功经验，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创新的绊脚石。一个组织过一段时间就该做一次“扫除”，放空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恢复到“初始状态”，才能更好地迎接未知的挑战。

上述三个强大法则更适合已经做得很成功，同时对自己有信心的企业，因为它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公司文化，可以更好地从中汲取经验。

06

给中小企业的两个建议

还有很多中小企业，甚至只是一些卖奶茶、卖鸭脖的小店，它们如何才能够生存下来？要去理解消费者：

1. 别强求将所有消费者“一网打尽”，还得去关注小趋势

小趋势 （1）：现在的年轻人对本土品牌不反感

原来中国的中小企业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是没有自己的品牌。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消费者不认本土品牌，要买进口的。

这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消费者普遍的心态，但是现在已经变了。

90年以后的年轻人对本土品牌没有特别反感，并且慢慢带着70年和80年的消费者也发生转变。

现在他们买什么东西，不会有意地选国外的品牌，比如选小米的产品，而不是非得西门子、爱立信或飞利浦的产品。

小趋势（2）：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只认一个品牌

原来企业必须要做一个品牌，比如耐克就得把耐克的品牌打响，然后消费者一看见“耐克”就不管卖什么东西，都认。

这样的品牌策略特别烧钱，而且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品牌，再加上中国有很多盗版，做起来了，别人会抄袭。

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年轻人不在乎那一个品牌，在乎的是品牌里表达出来的观念。

比如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也不关心李宁是谁，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穿着的是一个中国的牌子，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我们原来说“我喜欢中国”，别人肯定会嘲笑我们，说“肯定是政治老师让你这么讲的”，所以即使心里有爱国情感，也会羞于启齿，但现在突然可以大方地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讲出来了。

这是一种情感，不是一种理论，而恰恰情感的力量比理论更强大。

现在年轻人有特别爱国的，有喜欢漫画的，有喜欢嘻哈的…… 中小企业需要做的是更好地理解本土消费者，抓住他们的一个痛点，并针对此做出自己的本土品牌。

而且是适合小趋势的小品牌，也就是主打一种诉求，很可能就能成为爆品，像江小白、元気森林、完美日记等。

所以，这样的打法就和原来不一样了。中小企业不是非得讨好所有人，就讨好一部分人，死心塌地服务好一小部分人，这小部分人就会买单。

2. 谁能做好陪伴经济，谁就能够做得更好

举个例子，养老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现在做养老的几乎都不赚钱，养老地产项目本质上就是一个打着养老旗号的地产项目，真正做养老地产也做不起来。大家都知道老龄化社会来了，怎么就挣不了钱？

关键问题是把事情想错了。这些人只是想“我给你提供一个幌子，你就会过来“，但真正想挣养老市场的钱就应该去陪伴那些老人家。

所以现在主要是谁在挣他们钱？那些推荐保健品的骗子。这些推销保健品的骗子能挣钱，实际上也说明了，当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服务的时候，消费者只能去消费假冒伪劣产品。

谁在提供一部分货真价实的产品？比如一批教广场舞的教练。他们的带货能力很强，粉丝很多，因为他们是在陪伴那些老人家。他们陪伴老人家，才能了解老人家。不陪伴，怎么了解？

他们了解老人家之后，才能够建立信任关系；建立信任关系以后，老人家也才会愿意找他们。

老人家出去旅游，理财或者换套房子，都需要有人帮助……所以， 生意的前面是信任，信任的前面是陪伴。

过去，中国的很多企业没做好，是因为对消费者太傲慢，认为“消费者就是流量”。他们是消费者，怎么是流量呢？企业把消费者当成流量，怎么能够把生意做好？

正确的做法是真正地去理解消费者到底在想什么。 只要能够陪伴，就能够理解——商业，是在于针对某一群消费者有特别深刻的理解，并且能够诚心诚意地去陪伴他们，这样才能有找到市场的机会。

何帆，男，经济学家，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兼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在政策研究领域研究已经超过20年 ，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10余部，如《变量》《何帆大局观》等。

现被厦门大学EMBA管理学院特聘为EMBA讲师，同陆磊教授一同讲授EMBA课程-《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同时，何帆是得到App《何帆大局观》《何帆的读书俱乐部》《何帆报告》《宏观经济学》课程主理人 。